众所周知，丰子恺先生（1898-1975）是一位著名的漫画家，他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展示儿童纯真天性、同情穷苦人民生活的漫画，“一片片的落英都含着人间的情味”，滋润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他创作的散文，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朵奇葩，那些“清幽玄妙”的文章以“缘缘堂随笔”的身份出现，让读者受用一生。除此之外，丰子恺还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译家，据不完全统计，他的翻译作品有六百多万字，包括俄语、日语、英语，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应被忽略。
“别出心裁”学外语
丰子恺学习外语的方法和他的刻苦精神，不少文章都介绍过，那是非常让人敬佩的。丰子恺小时候并未接触过外语，他的故乡石门湾可没有英语学习班，他是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才学习了英语，又在李叔同那里学日语。不过还没学多长时间，李叔同出家了，所以丰子恺转而随夏丏尊继续学日语，到毕业时，他的日语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丰子恺别出心裁地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1921年，丰子恺到日本留学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他发疯般地学习——白天到东京川端洋画学校学美术，晚上苦修日文和英文，把时间利用到极致。为了尽快掌握日语，他报名参加一个日本人开办的英语学习班，每天去听两小时的课，这个学习班从a boy，a dog（一个男孩，一只狗）教起，非常初级。因为丰子恺的英语在国内已经过关了，所以他的真实目的是听老师怎样用日语来解释丰子恺已经掌握的英语。果然，这种英语日语交叉学习的方法效果很好，一个月后，丰子恺已经能看《不如归》这样的日文小说了。
后来，丰子恺又报名参加一个高级英语学习班，但他觉得老师讲得太慢，干脆按照讲义的要求自学，规定自己读懂的时限。丰子恺把教材里的生字写在图画纸上，然后将其剪成一块块纸牌，放在盒子里，每天晚上他就从盒子里摸生字纸牌，反复阅读、反复温习。几个星期下来，丰子恺读懂了教材的全部内容，后来他在东京见到学习班里的同学，一问才知道老师并没有讲多少，而丰子恺已经自学完毕。
除了摸生字纸牌强化记忆，丰子恺还会反复阅读课文，每篇课文读二十二遍，读一遍画一笔，最后成为繁体的“讀”字。比如第一天读第一课，一共读十遍，每读一遍画一笔，便在第一课下面画一个“言”字旁和一个“士”字头。第二天读第二课，也读十遍，在第二课下面画一个“言”字旁和一个“士”字头；读完第二课，再把第一课温习五遍，即在第一课下面加一个“四”字。第三天读第三课，在第三课下面画一个“言”字旁和一个“士”字头，而后温习五遍第二课，在第二课下面加一个“四”字，再温习五遍第一课，在第一课下面加一个“目”字。第四天读第四课，在第四课下面画一个“言”字旁和一个“士”字头，而后温习前三课，在第三课下面加一个“四”字，在第二课下面加一个“目”字，在第一课下面加一个“八”字——第一课的“讀”字便完成了。就这样，他把每一课下面的“讀”字一一完成。生书读十遍，第二天、第三天各温习五遍，第四天又温习两遍，丰子恺就是通过这种交叉、重叠的阅读方法来强化记忆的，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在日本的十个月，丰子恺不仅英语水平大大提高，而且掌握了日语，可以阅读日文小说，他还学习了日本的音乐和美术，这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尽管“金尽回国”，但收获颇丰，郁达夫说丰子恺是“自己苦修外国文字，终久得到了现在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五十二岁的丰子恺为了更好地了解博大精深的俄罗斯文学，又开始学习俄语，他依然采用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加以一贯的刻苦努力。几个月后，丰子恺就能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不久他便尝试翻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所以，苦修，让丰子恺掌握了英语、日语、俄语三门外语。
文笔生涯的“初恋”
1921年年末，二十四岁的丰子恺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乘船回国。在归国的海轮上，面对茫茫大海，视时间如生命的丰子恺着手将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的英译本译成中文。尽管《初恋》是他翻译的第一部作品，但这部译作的出版却比他后来翻译、出版的《苦闷的象征》迟了六年，到1931年才出版，不过丰子恺依然把《初恋》视为自己“文笔生涯的‘初恋’”。这部英汉对照的注释读物《初恋》，在普及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中影响了一代文学爱好者，作家王西彦就曾回忆自己对屠格涅夫作品的爱好，认为丰子恺翻译的“《初恋》的英汉对照本也未始不是渊源的一个方面”。
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丰子恺翻译的《苦闷的象征》，这是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当时，与丰子恺未曾谋面的鲁迅也在翻译《苦闷的象征》，这两种译本分别在上海、北京的报纸连载，又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京新潮社出版单行本。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去内山书店拜访鲁迅，谈及翻译《苦闷的象征》的事，丰子恺抱歉地对鲁迅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很幽默、很客气地对丰子恺说：“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据说年轻的丰子恺听后大为感动。
因为丰子恺在日本留学时对当地的民风民俗和文学艺术有许多切身感受，所以他一见到优秀的日文著作，便有译介到中国的冲动。当年在日本见到古本《源氏物语》时，丰子恺非常激动，希望翻译它，他回忆道：“当时我曾经希望把它译成中文，然而那时候我正热衷于美术、音乐，不能下此决心。”四十多年后，他的这个翻译梦才变成现实。
除了个人爱好，丰子恺从事翻译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因，那就是为了满足他教学工作的需要。当时，丰子恺在学校主要教授音乐和图画，相关的教材很少，无法满足现时的教学，所以他翻译了田边尚雄的《孩子们的音乐》《生活与音乐》，门马直卫的《音乐的听法》等作为教材，这些作品通俗易懂，既有专业的知识，又有生动的意趣，学起来、读起来不枯燥、不乏味。再如他翻译的黑田鹏信的《艺术概论》，原本是在立达学园讲课时使用的，后来才将译稿出版。《艺术概论》共有十一章，把艺术的方方面面讲得明白晓畅，生动有趣。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丰子恺翻译了日本音乐、美术教育方面的许多著作，通过翻译这些著作，丰子恺的艺术素养以及翻译水平有了快速的提升。
“时人将为老风流”
读丰子恺的译作，是一种高级的享受。从他的译作里，我们同样能感受到他文笔的温润与流畅，其中洋溢着高尚的审美趣味。他充分调动自己的学养和知识，使他笔下的人物尽可能鲜活、事物尽可能准确、语言尽可能丰富，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细节，他也力达贴切，甚至贴切到艺术精准的程度。据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回忆，丰子恺的译作，尤其是晚年的译作，大部分都是应出版社之邀去翻译的，但丰子恺决不敷衍了事，总是在了解作者的基础上先钻研原文，再着手进行翻译。有时候为了一个词，丰子恺会出神地望着不远处的高楼和天空，冥思苦想，沉浸在作品所描绘的世界里。
上世纪五十年代，丰子恺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这是一部受到许多人赞扬的著名小说——列宁在反复阅读屠格涅夫的作品后，称赞其语言“伟大而雄壮”；托尔斯泰认为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达到了顶峰，“以致在他以后，没有人敢下手碰这样的对象——大自然。两三笔一勾，大自然就发出芬芳的气息”。屠格涅夫的“大手笔”，与丰子恺的漫画创作仿佛有共通之处，所以丰子恺特别钟爱屠格涅夫的作品。丰子恺对日本文学也情有独钟，他曾说：“我是四十年前的东京旅客，我非常喜爱日本的风景和人民生活，说起日本，富士山、信浓川、樱花、红叶、神社、鸟居等浮现到我眼前来……远在一千九百年前，（中日）两国文化早已交流。我们都是席地而坐的人民，都是用筷子吃饭的人民。所以我觉得日本人民比欧美人民更加可亲。”他还说：“记得有一次在江之岛，坐在红叶底下眺望大海，饮正宗酒。其时天风振袖，水光接天；十里红树，如锦如绣。三杯之后，我浑忘尘劳，几疑身在神仙世界。四十年来，这甘美的回忆时时闪现在我心头。”对日本风土人情的喜爱，是丰子恺对日本文学的了解与熟悉所引发的，他的这种情感，体现在译作的字里行间。
1959年，丰子恺翻译了德富芦花的《不如归》，这是近代日本文学的一部杰作。1961年8月，丰子恺开始翻译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这部被誉为“日本的《红楼梦》”的古典小说共有九十一万多字，丰子恺十分看重这部书的翻译，所有工作均附有详细的记录，全书翻译历时三年九个月又十七天。丰子恺翻译《源氏物语》时还填了一首《浣溪沙》：“饮酒看书四十秋，功名富贵不须求，粗茶淡饭岁悠悠。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为老风流。”据说丰子恺在翻译《源氏物语》时，为了一个字、一句诗，“常常捋着长须摇摆着身子把尚未成熟的译诗一遍遍地吟诵着。有时在室中来回踱步，忽有所得，急忙走到书桌前落笔”。丰子恺逝世后，《源氏物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丰子恺知道自己的译作暂时无法出版，但他还是坚持把《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翻译出来。1974年，丰子恺又重新翻译了夏目漱石的《旅宿》，并将《旅宿》的译稿交给弟子胡治均保管。
总的看来，丰子恺翻译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除了《苦闷的象征》和《初恋》，还有《自杀俱乐部》以及上文中提到的那些具有教材性质的艺术教育类的译作；另一个高峰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主要译作除了他钟爱一生的艺术教育类的著作，如高罗金斯基的《苏联音乐青年》、华西那-格罗斯曼的《音乐的基本知识》（与丰一吟合译）、格罗静斯卡雅的《唱歌课的教育工作》（与丰一吟合译）、维特鲁金娜的《幼儿园音乐教学法》等，还重点翻译了《猎人笔记》《夏目漱石选集》《石川啄木选集》《蒙古短篇小说集》《肺腑之言》《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与丰一吟合译）以及不少短篇小说，尤其是完成了《源氏物语》的翻译。这些译作，成为丰子恺文学世界里一个重要的部分。
丰子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翻译家，而且是一位翻译大家。(钟桂松)
